“中国旅游日”选在5月19日，是因为“东方游圣”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开篇..句：“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癸丑之三月”换算为现代历法，即1613年5月19日，“中国旅游日”由是而来。

今年第14个“中国旅游日”贵州省分会场启动仪式举办地，在贵阳市..的5A级景区花溪区青岩古镇。花溪恰是徐霞客游线上一个秀美的“地标”。有文史学者甚至认为：徐霞客是花溪的..个“游客”。

旅游者，不可不知徐霞客；游花溪者，不可不读《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以西南“万里遐游”为重

徐霞客名弘祖，霞客是其号，以号而名世。其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少即有“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之志，二十二岁始壮游天下，游历生涯计三十三年。除四川之外，足迹遍及当时两京十二省。晚年返归故里，以汉张骞、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自比：“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钱谦益《徐霞客传》）徐霞客自况为张骞、玄奘、耶律楚材之后的第四人。但其游历所为，与三人皆不同。清初学者潘耒在《徐霞客游记序》中有辨析：“张骞、甘英之历西域，通属国也；玄奘之游竺国，求梵典也；都实之至吐蕃西鄙，穷河源也；霞客果何所为？夫惟无所为而为，故志专；志专，故行独；行独，故去来自如，无所不达意。”

徐霞客游踪所至，踏勘所得，皆排日作记，不厌求详，即《徐霞客游记》。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对其人其书有评语：“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当为古今游记之..。”足证其人格、行履、生命、著述已合为一体，表征着他一生之价值追求与所获得之不朽成就。

现流传的《徐霞客游记》十卷、共四十二篇。..卷收文十七篇，大抵是其五十一岁以前在我国东部的“游踪”；其他九卷、二十五篇，是其生命中..四年西南“万里遐游”时所作，以“考察”为主。当时云贵荒远、文献不足，《徐霞客游记》中的《黔游日记》《滇游日记》详举当地山脉经络、河道源流、地貌生态、洞壑飞瀑、植被物种、矿藏土物、风俗民情。“当时黔、滇两省的史地知识，中原学者历来知之甚少，见诸记载的多零碎而不成系统，”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曾点校《黔游日记》。他认为，徐霞客在黔、滇所见，多是前人未曾亲历的，拓展了一般史志舆图难以涉及的记载范围，价值之高，固不待言。

《黔游日记》记录徐霞客游黔，始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二十七日，这天他进入黔境下司（今独山下司镇）；五月初九出普安州（今盘县），离黔入滇。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又从云南罗平折回贵州黄草坝（今兴义市），于四天后渡过黄泥河离黔再入滇。留下约三万五千字的《黔游日记》传世。

徐霞客《黔游路线图》（资料图片）

徐霞客的在黔路线图，大致为：三月二十九日抵独山，四月一日抵都匀，经麻哈（今麻江）、平越、龙里，凡九日始达贵阳；十五日赴广顺之白云山，十八日绕道平坝以赴普安，二十日过普定（今安顺）达安庄（今镇宁），翻关索岭、渡盘江铁索桥，于二十七日抵安南（今晴隆），二十八日宿板桥铺，二十九日经鹦哥、软桥两哨，至普安州，五月九日离黔。

《黔游日记》“贵阳游线”以花溪为重

一六三八年四月十一日，徐霞客抵达贵阳，开始其“贵阳游线”。《黔游日记》载：“十一日：二十里至鼓角，三十里至贵州（注：明代人称贵阳城为贵州，以下引文中‘贵州’均指‘贵阳’）。十二日：止贵州，游古佛洞。十三日：止贵州，寓吴慎所家。”

徐霞客在贵阳城三日的日记，..二十七字。先前由都匀抵贵阳的八日途程，也仅六十八字。这与其游历其他各地的日记体裁迥然不同，纵览整部《徐霞客游记》，并没有写得如此简略的前例。对此，已故学人、曾任民国年间贵阳县（今花溪区）县长的李大光，在《徐霞客贵阳日记简略原因的探讨》一文做过分析，认为和“奢安之乱”有关。奢安之乱由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发起，从天启元年（1621年）爆发至崇祯二年（1629年）平息，前后持续九多年。影响遍及全省，而尤以贵阳城为甚。据《明史》记载：“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李大光认为，十年后徐霞客来游的贵阳，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劫后荒城”。

据此可以解释，为何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的一些见闻。如：“自入黔省，山皆童然无木，而贵阳尤甚。”但在出贵阳城后，徐霞客的日记多起来了。可以说，《黔游日记》中的“贵阳游线”，以花溪为重。

四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徐霞客开始了花溪道上的二十四时辰。其与花溪初见的场景如下：“……南行峡间二里，历东山之嘴，曰岜堰塘。其西南有双峰骈起，其东即屏列山之侧也。”“岜堰塘”即近甘荫塘。“又三里，过双骈东麓而出其南，渐闻溪声遥沸……又南二里，始见东溪汪然，有村在东峰之下，曰水边寨。”“水边寨”即现花溪十里河滩北门附近的上水村，因为花溪河于此转弯流向小河方向，从贵阳方向来此方能见“东溪汪然”。“又南三里，曰大水沟，有一二家在路侧，前有树可憩焉。”此处当是现花溪大道西侧的大水沟村，附近为贵州省将军山医院、贵阳民族中学，隔河相望的大将山下即贵阳孔学堂。当时是人烟稀少的小村寨。接着“岭上平行五里，北望双骈，又分三成笔架形矣”，说的是笔架山。“南行土山峡中，又一里，出峡。”这里写的是现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老校区，..从贵州大学人武学院出峡到花溪河边。孔学堂龙华先生在《跟随徐霞客游花溪》一文中写道：“人武学院后有两座山，山间形成峡谷状，现为人武学院教学楼和贵州大学足球场等用地。”出峡后，徐霞客来到花溪河边，“稍折而东，则大溪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转，抵东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花仡佬桥。”花仡佬桥在今花溪大桥处。据龙华推测，徐霞客是从花溪公园芙蓉洲走来，此处可以看到“大溪自西南峡中来”，随后东行到现花溪大桥，“乃饭于桥南铺肆中”，在桥南吃饭。

俯瞰孔学堂。覃伟 摄

溪水、树木、人家、古桥，随着前行的步伐，一方秀美的山水画卷在移步换景中完全推展。徐霞客初见的花溪，一派桃花源景象。

“徐霞客走过的花溪就是一个永远的桃花源”，..学者顾久说。他从“桃花源”引申开去，“在农耕社会的桃花源里，我们是有温馨的、我们是有灵魂的寄托的、我们是有熟人社会相互相帮的，我们没有想过大富大贵，于是我们平淡而从容，我们能够享受我们生活的每一刻。这就是..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想着找到一个安顿自己心灵所在的缘故。桃花源不光是中国人，还可能是人类一个永恒的梦。花溪在我的心目中，具有这样的特质。”

初见“桃花源”再考“奇异处”

徐霞客初见的花溪有“桃花源”的景象，“游览”的成分居多。随后其在花溪的线路，则多是对当地奇异处的“考察”。

徐霞客在花仡佬桥南吃完午饭后，继续南行，看到了“心异之”的景象：“见路出中冈，路东水既东北坠峡下，路西水复西北注坑去。”随后他认为，“此冈已为南北分水之脊矣。盖东西两界，俱层峰排闼，而此冈中横其间为过脉，不峻而坦，其南即水南下矣。是云独木岭。”

行至此处，徐霞客采用追踪水系源流和目测山水走向的方法，推断考证其“为南北分水之脊”。约三百年后的一九〇二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经过这里亦作过观察，他在《西南中国行记》中写道：“由贵阳府直至这附近一带的地势，山岳远隔，均为平坦的旷野。尽管如此，却是贵州省的一处分水岭。无论怎样这里既有流向四川方面河流的源头，也有流向广西方面河流的源头。”现代水文考察证实，处在“南北分水之脊”的桐木岭，的确是长江流域乌江水系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分水岭”。从桐木岭往北去的水经南明河流入长江，往南去的水经涟江流入珠江。由此足见昔时徐霞客“实证为言”，基于探索的证伪精神。

在“独木岭”下，徐霞客特意做了注解：“或曰头目岭，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峰下，而此为头目所守处。”金筑司即至于金筑土司，其治所位于“西界尖峰下”。明代郭子章《黔记》卷之七“舆图四”有更详细的地点：“本朝洪武四年，酋长密定归顺，罢金筑府置金筑长官司于斗笠寨，十年升安抚司，俱隶四川、贵州卫。十六年，密定迁司治于杏林峰。”此条记载清楚说明：洪武四年，置金筑长官司于斗笠寨。斗笠寨在今花溪桐木岭村及党武乡思丫村交界的斗篷山东侧。据相关学者考证，斗篷山在现今花溪区贵州财经大学校区内，在斗篷山的丰草长林中，矗立着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政府所立的“金筑长官司遗址”石碑，尚有古道、古营盘、古城墙、饮马泉窟等遗迹。洪武十六年，迁金筑司治所于杏林峰；永乐十一年，复迁马岭之阳即坝寨。此两地都在广顺（现今长顺县境内）。由此可知，金筑长官司、金筑安抚司的治所一在桐木岭斗篷山，一在长顺县境。土司下面又设有头目、马头等职位，故独木岭、头目岭、桐木岭为同一地的谐音。

在过去，桐木岭和“跳花”绑定在一起。跳花，又称跳月、跳场，是苗族青年择偶、交友的一种独特方式。桐木岭跳花以盛大热烈著称，方圆百里的苗族同胞都会赶来。离开桐木岭后，徐霞客“依东界石山”南行八里地，“则有溪自西北峡中出，至此东转，石梁跨之，是为青崖桥（今青岩桥）。”在此，他考证了青岩桥下的水从桐木岭方向而来，经定番州（今惠水县）而南下泗城（今广西凌云县）界，入都泥江（今广西红水河），又出岭南而去。从青岩桥南行半里，徐霞客来到“青崖城之北门”，发现“其城新建，旧纡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阛阓街市焉”。这里的“其城新建”，指的是明天启四年（1624年）至天启六年（1626年），青岩土守备班麟贵在原青岩堡西南一公里的地方修建青岩城，设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俗称旧城。数年后，其子班应寿认为老城东面弯曲，不够险峻，乃将城之东隅拆除，改而向西，把城墙延伸到尖峰之上。在保留南门的基础上，从东门向大茨窝扩展，增建了一座城门，名为“定广门”——通向定番州、广顺州之意，俗称新城。

不难看出，徐霞客的花溪线路，基本上沿着贵阳城经花溪往定番州、广顺州的驿道而行。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在《黔记》中描述了这条从省城“往定番州小路”：“由次南门起，经四方河哨、干堰塘哨、尖山哨、毛栗哨、花三哨、桐木岭哨……至定番州。”其中的“花三哨”，据贵州警察学院薛春波先生在《花溪文史漫笔》中的考证，是明代贵州卫所辖左千户所第六百户桥头堡（今花溪朝阳村）、第七百户大酸汤堡（今花溪洛平）和第八百户小酸汤堡（今花溪杨家山）。

可见，徐霞客行经的驿道处处有哨所。这和贵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有关。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终平定了云南。但他意识到：“至如霭翠，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这里的霭翠，即奢香夫人的丈夫。霭翠与彝族土司的向背，事关西南全局。于是，明军沿新晃、玉屏、镇远、贵阳、安顺、兴义这一贯穿东西的交通大道上屯兵，广置卫所、屯堡。青岩为贵阳南大门，扼南北交通要冲，无怪乎徐霞客称之为“贵省南鄙要害”。时日一久，青岩便由..初的军事要塞，发展为商贸重镇、文化名镇。

在青岩，徐霞客还提到了老龙脊（今龙井村）。徐霞客出青岩南门往马铃（今马铃乡）方向走，行走十里路，见“有村在路北山下，曰蓊楼（今新楼村）”。在马铃，徐霞客不惜用近八百字的篇幅描述了当地的道路及周边环境以及卢氏土司、水车坝等。徐霞客也成为历..对马铃描述..多的人。

据薛春波先生的统计，在花溪道上不足百里的行程中，徐霞客用峡、溪、梁、山、峰、崖、麓、坡、屏、阜、冈、岭、坞、隘、脊、壑、穴、洼、涧、水、泉、树、箐、城、屯、堡、场、寨、铺、肆、桥、路、坝、田、家（农家）等数十个字词，来形容和描述自己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了当时花溪的自然山川、社会人事，实为花溪之幸。

徐霞客之后的花溪印象

历..，贵州地处天末，关山阻隔、建省也晚，在明代建省之前的千余年间，和贵州有关的历史文献不过寥寥数万言，以至于历史文献中的“贵州”面目模糊。花溪也不例外。徐霞客的《黔游日记》，可谓..揭开了花溪的“历史面纱”。在徐霞客之后，有两个历史阶段大规模对花溪进行状写——

一是抗战时期。西南五省成为大后方，贵阳则“握五省交通之枢纽”，大批机关、学校、工厂迁入，流寓贵阳以及借道贵阳前往他省的文化人颇多，其中更不乏文化名人。“贵阳是抗战的大后方，花溪是陪都的后花园”，这在抗战史学界有着广泛共识的断语，点明了战时花溪的独特地位，花溪原有的格局逐渐改变；1940年3月建成的花溪公园，更是让花溪成为名声远扬的名胜之区：这里不仅是徐悲鸿廖静文、巴金萧姗的情定之地，也是老舍、茅盾、叶圣陶、陈伯吹、桂百铸、李宗津等文艺大家的灵感之地；公园内尚武俱乐部是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宋子文等军政要人的短居之地，葫芦坡下则是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的魂归之所。

“过贵阳不上花溪，如入宝山而空手归来。”正如文学家陈伯吹所言，花溪吸引了众多文人要客前往“打卡”，也借由文化人的笔墨..大规模进入文化视野。1943年，由广西桂林辗转抵达贵阳的陈伯吹先生坐在荡动的马车上、往返六个钟头前去一睹花溪风采。行到花溪大桥桥头东侧，一块醒目的“花溪”地界碑提示游人花溪到了。

刘剑魂题“花溪”地界碑

树“花溪”碑石，表明花溪成为行政地名。碑石立于丁丑（1937年）春日，时任贵阳县县长刘剑魂先生题并书碑。同年冬，刘剑魂开始规划将周家花园改建成花溪公园。清嘉庆、道光年间，当地柏杨寨的周家人才辈出，有“一门七进士”的荣光。从周奎、周际华父子开始营建周家花园。周家先后在麟山建楼，龟山筑阁，蛇山种柏，缀以双亭，并在河中叠石为坝，潴水为潭，疏浅渚为洲，修隙地为屿，倚天亭、飞云阁、凤山亭、晴晖楼、蛇山亭、借花草堂等景点一一出现，于是“花溪山水，初步改观”。花溪公园的开辟，进一步将花溪山水提升为“真山真水”——艺术名家桂百铸在公园建成后，特意绘就了一幅《花溪揽胜图》。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花溪公园正大门

“真山真水”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花溪印象”，在文史..王尧礼先生编撰的《抗战贵州文录》一书中不难找到验证：“每逢春秋暇日，游人如织，大有山阴道上之概”“花溪山水之美，遂播于远”“开辟仅六、七年，已焕然一新了，有西式公园之称，达官富人在此建立别墅，凡往贵阳游客，莫不以游该处为快”。曾在花溪居住了三日仍然不想离去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写道：“这个无篱笆无垣墙的天然大公园环绕皆山……成为这人间仙境的中心住景。”..学者叶圣陶称花溪河中之瀑布是“飞雷泻玉，轰雷喧鼓，颇为壮观”；时国立贵州大学教授柳诒征描写“坝上桥”是“朱栏卧绿波，彳亍知几曲？”形容“放鸽洲”处的溪流为“随兴奔腾千尺雪，任人笑傲一溪风”……

新中国成立以来，“花溪印象”依旧是美的——陈毅元帅游花溪时留下“真山真水到处”的诗句，进一步强化了花溪秀美的印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花溪十字街